来自在京张家口打工子弟学校的报告(图) 本报驻张家口记者 李彦宏 文/图 ■新闻事件 今年7月份，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安全工作通知”，随后，一场清理整顿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的行动犹如一场飓风吹遍京城。据统计，目前北京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大约有37万人，其中在公办中小学借读的适龄儿童少年为22.8万人，占总数的62%，其他近38%的学龄儿童都流入打工子弟学校。 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在一项调查中发现，在114个接受调查的打工子弟学校中，河北人所办学校多达54个。另据北京市官方数据显示，该市全市未经批准的打工子弟学校有239所，在校学生达95000多人，而一些行内人士说，实际的数字比这个还要多。北京清理整顿政策严格，打工者子弟期待接受教育，办学者来自远方家乡政策支持上的不对等……，面对如此境遇，打工者子弟学校命运如何，那些数以万计的外来打工者的孩子们如何解决教育问题……尽管此次整治行动在北京市并不是第一次，但仍然引来各界的普遍关注。 ■治理狂飙下的打工子弟学校 11月15日，沿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居民区内的崎岖小路前行，在一排民房中间，可见一处紧闭着的两扇铁皮门。门上用粉笔字写着“欢迎新同学参观学校”，两侧门垛上“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大字也清楚地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是一所学校。 之前，记者已经得知，这所没写校名的学校用了一个口气很大的校名———世纪学校，创办人是张北县的一个在京务工人员。可惜的是，今年9月北京市清理整顿打工子弟学校行动中，学校被取缔了。 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义务教育：北京外来人口中学龄儿童问题”课题组做过一项调查，调查人员从对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中114个办学者的问卷中发现，河北人就有54个，河南人40个，而河北办学者中全部来自张家口地区。可见，在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中，张家口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据北京市有关部门统计，该市全市未经批准的打工子弟学校有239所，在校学生达95000多人，而据一些行内的人士说，实际数字比这个还要多。 ■那些被取缔和被保留的 辗转联系上了世纪学校负责人武雨，记者获悉，学校停办后，武雨一直赋闲在家，暂时还未找到新的营生。 武雨说，这次学校被取缔，是通州区教委负责安全的干部口头通知的，理由是教室采光不好、黑板也不整齐，开始他还想争取争取，希望能办下去，但是，后来教委的人“找得厉害”，只好停办了。 武雨创办的世纪学校开办已有将近6年的时间了，但这一两年才开始好起来了，特别是今年的形势好得很。今年这一学期要是不被取缔，估计招生人数能达到500多人，而取缔前是不足300人。辛辛苦苦干了6年的事业，一下子全没了，莫大的遗憾和茫然笼罩着这位办学的人。 而同样也是张北人开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台湖镇东升小学，此次因“规模大、口碑好”的原因被保留了下来。学校负责人冯全福50多岁，从张北来京多年了。 11月15日上午10时许，东升小学的学生们正在做课间操。学校占地面积不很大，中间一排教室将整个校园分成了前后两个院子，学生们分散在这两个院子里做操。校长冯全福操着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发口令集合，再发口令解散。 一件蓝色、做工很粗糙的西服，黑红的肤色———那种红不是歌中传唱的高原红，而是已经发黑了———不怎么整齐的头发，在张家口坝上地区，这样的脸孔再熟悉不过了：农民出身，却已经不是农民了。谈话中，冯全福一会儿讲普通话，一会儿又讲方言，也算一种特色。 前一段时间，北京市整顿打工子弟学校的时候，报纸电视上天天都是这个，冯全福一个不落全都要看，看着一些学校被取缔了，冯全福心里酸酸的。幸运的是，他这回算是留下来了。冯全福自己也认为，这次没被取缔，一方面学校的规模大，另一方面这么多年办学也赢得了好口碑。 但冯全福也有被取缔的经历。就在三年前，朝阳区小红门办学时，当时正好赶上“非典”，当地教育部门“为了安全”，把他的学校清理掉了。后来，他又转战来到了通州区台湖镇，办起了现在的学校。 ■城市的吸纳和排斥 今年7月12日，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安全工作通知”。这份旨在加强打工子弟学校安全的通知称：“目前全市还有未经批准自办的、专门接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达239所，在校学生95000多人。……要坚持‘分流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的工作思路。尽快清理整顿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全方面存在安全隐患的，在9月底前要坚决依法取缔”。 通知发出之后，北京市各县区遂开始了大规模的取缔行动。 “按道理说，北京这么个大都市，石棉瓦房子盖个学校，确实不合适”，说起北京此次清理整顿打工子弟学校的事儿，冯全福一样心悦诚服。 他认为，整顿当然是必要的，不整顿的话，这旮旯儿30个人一个学校，那角落儿50个人一个学校，都成学校了，不乱套了？！但这种清理必须是在孩子们都有学可上的前提下，才是最合适的。冯全福感觉，这次通州区的动作也不算太大，台湖镇只取缔了两所学校，而且这些学校的孩子都被安排在了其他未被取缔的打工子弟学校，基本不存在孩子失学的情况。 但是，从报纸和电视上，冯全福也看到此次清理整顿打工子弟学校的行动，北京市各区的动作并不一致。其中海淀区与大兴区的动静最大，海淀区一口气取缔了37所，而大兴区被列为非法学校的则达到48所，已经取缔20多所。其他如通州区、朝阳区等则相对平稳些。 “政策是好的，但具体下面执行起来就不一样了。”前一段时间，大兴区在清理整顿打工子弟学校中，瀛海镇政府取缔的源海试验学校就颇受各方争议。这个学校在校学生1000多人，而且教室还是三层楼房，各方面硬件确实不错。“这么好的学校就被取缔了！”冯全福也对源海试验学校的命运感到不平。同时，这样的“先例”，也让冯全福自己多少感到心里发虚，“这样下去，说取缔你就取缔了。” ■打工子弟学校——打工者们的学校 “为什么不去本地人的公立学校上学呢？公立学校的条件多好呀！” “那些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不是一个环境的。” 东升小学老家四川的打工子弟杨春梅这样回答记者的提问。 冯全福有些自豪，打工者们把打工子弟学校亲切地称为“我们自己的学校”。在东升小学，校长冯全福是多年在北京的老打工仔，全校近30名教职员工也基本上都是从老家聘来的。冯全福说：“在我们这里，老师和学生一样，都平等，好沟通，没有距离感。” 关于打工者们青睐打工子弟学校的理由，冯全福一二三四地归纳了几条：一、教材不一样，北京本地使用的教材以素质教育为主，比较简单，而现在老家使用的教材还主要以应试教育为主。因此，打工子弟学校使用与老家一样的教材，更有利于将来回老家升学。二、打工子弟与本地的孩子难以沟通，打工子弟有自卑感，觉得比不上人家。三、本地公立学校的老师对孩子的重视度不够，外来学生考得好与坏不纳入他们的考核，但打工子弟学校却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四、打工子弟因为生活条件、经济条件有限，往往比本地的孩子穿得差，甚至比较脏，也不招老师、同学们喜欢…… 不能说这些“理由”都合卯合辙，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今年7月的整顿之前，北京市的公立学校在招收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弟时，都要收取大量的借读费、赞助费之类的费用，从而使得许多打工者们对本地公立学校望而却步。整顿过后，北京市许多公立学校已经或多或少地降低了外来人员子弟入学的门槛。但冯全福却说，即使如此，只要有比较好的打工子弟学校，打工者们甚至愿意多花钱也仍然优先选择打工子弟学校。 不过，在对许多大量的民工子弟学校的走访中，记者也发现，由于办学者大部分都是进城务工的农民、民办教师，许多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令人担忧。一些学校聘请的老师没有任何正式的学历，有的甚至从来就没有任教的经历。一些同行把这样的学校说成是“收容站”，许多学龄期的孩子很难得到高质量的教育。一位孩子的家长忧心忡忡地说，她的孩子已经上三年级了，但是多位数的加减法还一点也不会，孩子说老师竟没教过她(按照教学大纲，三年级的孩子已经学会多位数加减法了)。 ■为了存在，与当地人联办 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的荣谦学校的创办人也是张北县人，名叫张志谦。在今年7月大兴区声势较大的整顿打工子弟学校时，荣谦学校因为有“证”，很幸运地被保留下来。不过，在其他张北老乡同行眼里，荣谦得以保留，并不仅仅是一个有“证”的事情，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它走了一条与当地人、也就是北京人“联办”的路子。 与外来务工人员始终不能融入北京这个大都市一样，打工子弟学校及创办人同样也时时感觉到被排斥的意味。 当世纪学校被告知将要被取缔时，武雨找到了通州区教委，想跟人家协商协商，希望能留下来，“好好办”。但是，武雨去了教委，人家话都不多说，“说不让你办就不能办”，之后就没人理他了。 “疏通”无果，武雨却明白，要是有本地人去疏通，事情就是另一个样了。 他的一个老乡在通州区某镇办的学校比他的软件硬件差多了，但是就是因为老乡聘请了一个当地人当名誉校长，这次愣是没被取缔掉，而且还办上了许可证。 由于受到这座城市的某种程度的排斥，加上北京对待打工子弟学校政策的多变，外地打工子弟学校始终面临着朝不保夕的处境。正是这种担忧，许多外地人办的打工子弟学校都开始走上了与本地人联办的路子，或者聘请本地人为名誉校长，一些外地人处理不了的事情，由本地人去处理，之后，学校按利润给他们分红。 据北京教育部门测算，规模为30人的学校，即可解决办学者一家人全年的生活费用；规模为500人的学校，年赢利则在30万元以上。如此的利润不仅吸引着许多外地人，而且北京本地人也开始跃跃欲试。 北京一些媒体报道，今年7月份，北京大兴区黄村镇取缔的几所外地人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后，指定学校学生到一所名叫建业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后经调查才知道，建业学校原来是当地一所民办公助学校。 近几年来，北京本地人加入打工子弟学校办学者的行列已逐渐成了一个趋势。 ■河北办学者期待家乡伸伸手 冯全福在北京漂泊已经有20多年了，不是农民，但也不是市民，他不知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8年前，他把老家的房子、骡子、三轮车都卖了，举家来京办学。如今，在老家已经没有家了。 8年来，冯全福的东升小学从开始的40多个人，发展到后来的300个，期间被取缔过一次。之后，又办学，现在发展到了1000多学生。对于这8年，冯全福感受最多的就是“太苦了”、“太不容易了”。 冯全福说，办学这几年来，对他们最关心的就属一些社会团体和舆论界了。一些社会团体经常来学校组织学生们搞活动，而且给学校捐钱捐物，十分关心他们。在一些社会团体的协调下，东升小学还先后两次进入人民大会堂演出，让他们感到特别自豪。而且舆论对他们也特别支持，一直为他们鼓劲儿。但令人失望的是，虽然这些年来，学校培养了不少流动儿童，但却始终得不到教育部门的承认。8年了，他的办学许可证才被批了。即便如此，北京关于打工子弟学校没有一个稳定的政策，他的心就难以落地，学校也不敢轻易扩大规模。 学校虽然被暂时留下来了，但是问题依然存在。由于学生们住得比较分散，东升小学买了4辆旧面包车专门接送学生，但是面包车核载是19个人，当地不允许超载，而学校又没能力再购置新车。于是，他们的校车一上路就被当地的交警扣住。 由于打工子弟学校均是个人投资兴办，许多都是外来人员多年在京务工挣钱创办的学校，因此，由于经费有限，学校的各方面条件也多是因陋就简。 一些在京的打工子弟学校负责人说，他们的学生也是国家的后代，但不论是在流出地，还是在流入地，他们都无法享受上9年义务教育。张家口的一些打工子弟学校的负责人说，同样是办打工子弟学校，河南人办的普遍都比河北的好，原因是河南当地的政府很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无息贷款，但是河北就差远了，这么多年来，只能靠个人在外地单打独斗，自生自灭。 冯全福说，他们真的需要北京这个大城市，还希望背后的老家能“伸出一点点手来暖暖我们的心”。 ■相关数字 目前北京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大约有37万人，其中在公办中小学借读的适龄儿童少年为22.8万人，占总数的62%。北京市逐年加大对接受流动人口适龄子女的公办中小学的专项补助，今年截至8月底已下拨8000万元。目前已审批55所打工子弟学校为正式民办学校。 ◎记者手记 有一种信念叫永不放弃 本报记者 胡印斌 还是2000年的时候，我奔走在北京的通州、昌平的地面上。这些地方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城乡接合部。大批的外来务工者早晨从这里起身，也许，要等到华灯上来很久以后，才拖着一身疲累回到这里。 在北京呆久了，这些农民工人、农民工，或者干脆简称民工的人，慢慢地垒起了一个窝。虽说不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倒也能够把留守家乡的儿女接来儿唤母答一家团聚。 见多了大城市的花团锦簇，也畏惧城里学校的白眼和高昂的费用，这些外来的打工者只好把自家的孩子凑在一堆儿，因陋就简地读书。 简单的读书往往生发出更多的愿望，其间当然不乏勇敢的实践者，“打工子弟学校”就这样张罗起来了。 那一年，我走访了七八所校名五花八门的打工子弟学校，无比深刻地感受了孩子们的可爱，也感伤于他们融入城市的漫漫长路。那个时候，学校的创办者惴惴不安的是，上边会不会把学校关停啊？或者是这样的侥幸什么时候到头啊？ 走访的很多打工子弟学校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社会上呼吁整顿打工子弟学校的呼声，和呼吁关注这一群体受教育权利的呼声一样响亮。但是我知道，这样的办学条件，与他们的父母的收入状况应该是匹配的。这些整日游荡在城市边缘的孩子们，能够有一个收拢心思、学习知识的地方，已经难能可贵了。“何不食肉糜”的理想固然诱人，但毕竟有些不切实际。 孩子总归是孩子，特别是这些从穷苦的乡村进入城市的孩子，他们的心中一样有着无比美好的渴望。在破旧的校舍，他们一样编织着未来的梦想。 “我们的校园很小/放不下一个鞍马/我们的教室很暗/灯光只有几瓦/我们的桌椅很旧/坐上去吱吱哑哑/但是我们的作业工整/我们的成绩不差/今天有人要问/我是谁/我要大声告诉他/我是打工者的子女……” 这是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演唱的一段歌词。这也是那些星星点点散落在北京远郊的打工子女心灵的真实写照。 繁华就在眼前，自己的学习生活却只能维持在一个勉强支撑的水平。他们有过迷惘，也常常陷入慌乱，但他们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正，没有放弃。 时光进入2006年，北京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多的打工子弟进入了当地的公办学校。这样的变化让人无比欣喜，但变化中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值得注意。 取缔也好，保留也好，其出发点和归宿应该、也必须是保障打工子弟享有宪法规定的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在流动、迁徙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今天，公民选择在哪里生活，不再是一个费斟酌的问题。由此引申，当地学校应该也必须给予外来人口子女以“国民待遇”。 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关乎教育公平，没有教育公平，就没有社会的公平，并最终破坏社会的凝聚力，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动摇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基础。所以说，打工子弟的命运关乎国家的命运。 我们也希望，取缔应该取缔的，保留应该保留的。不要让取缔和保留成为区别外地人和北京人的标志。这同样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们承认，这些年来，北京敞开胸怀，成就了无数外地人的梦想；但我们更希望，北京能够成为一个大熔炉，温暖并造就每一个接近她的公民。 打工青年艺术团总干事孙恒曾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当过三四年的音乐老师，他听说丰台有所打工子弟学校要被强行取缔，孩子们直哭，他赶了过去，“可是，我又能做什么？我只能为孩子们写歌、唱歌。” “我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同样渴望明媚的阳光和知识的海洋；我们彼此都来自四方，就像兄弟和姐妹一样，那红色的旗帜在心中飘扬，我们在这里成长……” 愿歌声能够帮助这些永不放弃的孩子们。 (责任编辑：安世者) | 
